“附近的公立托育机构早就招满了同花财富，家里老人年纪也大了，实在没办法，我只能辞职在家带娃。”全职妈妈胡女士无奈地说。
家住上海的张女士，则正为托育费用犯愁：“问了几家民办托育机构，费用太高，我们负担不起，也不太放心。”
家长们的这些困扰并非个例。《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但受行业发展阶段、服务价格等多重因素影响，目前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7.86%。
如何进一步补短板、优服务，让有需求的家庭既能“托得起”，也能“托得好”“放心托”，已成为绕不过的民生课题。
政策发力，多管齐下降低托育成本
当前，多数城市的托育服务仍以民办机构为主。据统计，2023年全国民办托育机构占比达89.5%，但其居高不下的收费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记者通过平台查询发现，一线城市如北京，托育机构月均收费多在4000-8000元，个别机构可达12000元；省会城市如安徽合肥，收费为3000-6000元；即便是非省会地级市如湖南株洲，费用也达2000-4000元。这对许多家庭而言，都是不小的负担。
高收费背后同花财富，是民办托育机构的运营困境：房租、人工等成本需自主承担，普遍面临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收周期长、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
展开剩余79%化解“托不起”难题，离不开政策引导。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明确各地要统筹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渠道资金，开展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公办托育服务网络建设；积极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普惠、多元、优质托育服务等。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目前全国超半数省份已将发展托育服务作为本地民生实事项目，1315个县（市、区）出台了托育机构建设补贴、运营补贴、发放消费券等措施，旨在降低托育服务价格。
而生育支持政策的协同效应也正逐步显现，在为托育机构减负的同时，也为家庭育儿降压。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直至其年满3周岁每孩每年可得3600元补贴。此外，国家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2023年已将扣除标准从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
从育儿补贴的发放到生育津贴的标准提升，从托育服务的政策倾斜到税收减免的实际落地，多层次的支持政策正织密家庭育儿的保障网络。目前，多地已通过动态调整补贴额度、扩大政策覆盖范围等方式，让经济支持更贴合家庭实际需求。
专业赋能，人才培育提升托育质量
发展托育服务，要让孩子“托得好”，人才是核心支撑。数据显示同花财富，截至2023年底，我国托育服务全职从业人员约112.4万人，其中保育人员约56.6万人，占比达50.4%。当前，从业人员的数量缺口与质量仍是制约托育服务行业发展的短板。
“我们的工作工资低、责任重，一天从早忙到晚，付出专业努力却被简单归为‘看孩子’。”保育员小邱的无奈，折射出托育从业人员普遍面临的多重困境：薪资待遇偏低、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社会认同感不足。
针对托育服务行业“招人难”“育人难”的痛点，各地正积极施策，着力培养专业托育人才，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以上海为例，当地依托职业院校和开放大学，强化对育婴员、保育师等从业人员的职前职后培训，符合条件者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可按规定申请补贴；北京则鼓励院校学生及从业人员考取托育服务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将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才纳入职称评审范围，既帮助从业人员提升就业能力、拓宽发展渠道，也为行业规范化发展注入动力。
托育人才队伍建设的强化，离不开多部门的协同发力。据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透露，教育部已在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等三个职业教育阶段增设婴幼儿托育相关专业；人社部发布了保育师、育婴员、婴幼儿发展引导员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并积极落实职业培训补贴等政策；全国总工会、国家卫健委、全国妇联组织开展全国托育职业技能竞赛，推动托育服务队伍综合素质与业务能力的提升。
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一系列举措正在为托育人才队伍建设筑牢根基。随着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职业发展通道的不断畅通，托育行业有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逐步破解“人难招、才难留”的困局。未来，当专业化、规范化的托育人才成为行业主力，不仅能让每个孩子获得有质量的照护，更能为千万家庭解除后顾之忧。
法治护航，立法+落实织密托育安全网
家长对托育服务的期望，不仅是“托得起”“托得好”，更要“托得放心”。这一诉求的背后，是对婴幼儿健康成长的关切。而当前，托育机构的规范和监管仍待加强——全国托育机构备案率仅42%，部分机构因缺乏约束未按规定备案，潜藏卫生、安全等风险。
浙江温州某托育机构因未备案擅自开展服务被处罚；江西抚州一家托育机构虽办理了营业执照，但并未在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备案，也未取得合格卫生评估报告，被当地有关部门责令整改；广东惠州某托育中心未向卫生健康部门备案擅自营业，被执法人员现场责令改正，同时被处以行政处罚……这些案例暴露出的漏洞，与家长对托育服务的信任期待形成鲜明对比。
为构建让家长放心的托育服务体系，相关政策法规正加快完善。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将托育服务机构纳入地方公共安全重点保障范围，加强对托育服务机构监管，落实消防、食品等安全管理规范要求。在立法层面，制定托育服务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确定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牵头起草，通过多地调研、座谈等形式，广泛吸纳民意，确保法律制定充分回应现实需求。
在法治框架逐步完善的同时，各地也在探索创新监管方式。浙江杭州全市范围内的普惠性托育机构均启用人脸识别智能设备，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山东济南打造“泉心托”托育惠民工程，规定所有“泉心托”家庭托育点在开办前必须严格履行备案流程，用对公资金监管账户收款，监控录像必须存储90天可查，推进家庭托育点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从政策法规的逐步完善到地方实践的多元创新，我国托育服务工作已初见成效。面向未来，托育服务的优化仍需凝聚多方合力。《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明确目标：2025年，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新增普惠性托位66万个；2030年，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支持保障政策基本健全，公建托位数量明显增加，托育服务能力和质量显著提升，家庭托育成本有效降低，基本满足群众普惠托育服务需求。随着这些目标的实现，将有望让更多家庭告别托育之忧。（薄晨棣、实习生 姜佳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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